再论静修与内观和禅修的区别

静修从对气的体验入手，感受、思考和研究气与肉体、意识之间的关联，以疗愈疾病、改善身心健康，进而探寻身心奥秘与生命发展的规律，发展生命潜能。

它与中国的道家传统有很密切的关联，但不局限于传统的道家思想，而是立足于西方科学传统的实证方法，用我们每个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作为试金石，去品味和检验一切相关的理论与观点。

各种理论和观点，不管是来自道家、佛家、儒家、哲学、人智学、心理学、医学，都不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而是要回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当中去加以体会和鉴别。

在2015年初，我即以“乐生与灭苦：静修与内观禅修的区别”为题，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四篇文章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今年2月初，我参加了上海橘子树传统文化交流中心的明安老师在香格里拉举办的禅修营，近距离地感受了传统禅修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以“向生而修还是向死而修”为题在本公众号上发表。

对于初学者来讲，不管是从佛入手，还是从道入手，不管是从禅修或内观入手，还是从偏向于养气的道家功，比如内丹、气功入手，都能很快感受到这种身心修养方式的好处，

比如身心放松、睡眠、胃口、体质改善，疾病缓解、身心感官变得敏锐，变得更能安住当下、更有同理心等等。

甚至有些人还会有一些不无神奇的体验，比如在静坐中看到颜色光线、山川大地、甚至佛像，有人对自己说话等等，乃至产生不同寻常的能力，比如预感、对周边环境与他人的神奇感应等等。这些现象都显示了生命与意识的神奇。

练得时间长了，再往里深入，情况往往变得越来越微妙。

这条路到底要把我们带向何方呢？

传统道家不管何门何派，都讲修仙，认为可以修得元神不灭，并且能够脱离肉体独立存在，并以此为修行的目标。

比如南宋道士丘处机在给成吉思汗讲道时就说：“余昔年出家，同道四人，彼三子先已升化，如蝉蜕然，委此凡骨而去，能化身千百无不可者。余辛苦万端未能去世，亦因缘之故也。”

《道德经》里头也隐约提到了这个观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但是另一部道家经典《淮南子》的观点似乎不太一样：“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三者俱伤。”

也就是说，形、气、神这三者是生命的存在和健康都需要的。

有一个不到位，另外两个都会出问题。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生命需要兼顾形、气、神三个维度。

如果说在形、气、神这三个维度当中，道家偏重于气的修炼的话，佛家则偏重于神，或者说心性的修持。

佛家以生为苦，以涅槃解脱，超越生死轮回，甚至以往生所谓西方极乐世界为人生努力的方向。

佛家各宗各派当中，密宗相对重视气脉。禅宗、净土宗等等则基本上完全不以养气为要。

禅宗还比较强调打坐禅修。净土宗则主张人凭借信心持名念佛，一心不乱，即可依靠弥陀愿力在死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看来，净土宗是佛教为了在没有多少知识涵养的普通老百姓当中推广普及而采取的一种简单方便的信仰法门。

这对于教化理性不足的人士，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和平当然是有益的，但是也未免把人性看得太简单了。

如果为了某种教条化的“善”的观念，无视活生生的生命的需要，求善之心越强烈，越容易走向它的反面。

禅宗固然重视打坐禅修，但是如上所述，其方法偏重所谓觉知，其实也就是意识的训练，而不是气机的涵养。

相应的，禅宗的打坐训练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要求盘坐、时间长、止语等，并且也不鼓励交流，不鼓励从现代的心理学、哲学、意识科学、医学等视角对禅修的方法、感受、效果进行探讨。

这一点在我的“向生而修还是向死而修”一文当中有比较深入的论述。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些从偏向于道家的，以养气、健康为重点的静坐方法入手的朋友，在练习一段时间，在身体健康和疾病的疗愈方面都有所收获以后，反而越来越喜欢学佛，喜欢念经持咒，不那么重视打坐养气了。

一个朋友，曾经身体里某部位有异常肿块，在经过一段时间偏重养气的静坐练习之后，肿块明显软化。

但是前不久他说，因为过于关注气，加上抽烟喝酒，半年来全身起包红肿奇痒，无法入睡。后来念心经及药师咒，不去关注气，静心放松，结果一天后就好了。

这似乎是学佛就可以，不必静修养气的证明。

另外一位少年时期就对学佛有兴趣，在打坐上曾经有很深入体验的朋友，现在成了认为打坐不重要，只要阅读佛经就可以的禅师。

他说，“正确的禅修方法能使人进入禅定的状态并开发悟的智慧，但当今大多数人并不得其法，或限于身心及环境条件，难以进入禅定及正观，难以获得明心见性。相较而言，通过阅读经典，由于经典的引领作用，更容易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经典的境界之中，获得超越思维意识的不可思议的体验，身心与宇宙真理融为一体的契证”。

这些例子，让我深深地感慨，如果我们在有意识地探索生命，认知生命上面没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和方法，没有真正把探索生命当回事，没有真正地忠实于生命本身，不断由浅入深地发展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让自己的生命也随之持续成长，而是满足于一些粗浅的感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确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失去与生命本身的连接，而喜欢谈虚论玄，搬弄概念，甚至于在创立和维护宗教当中找寄托。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苛责这些朋友。

一个人终其一生对生命有理性、不断深入而合乎实际的看法，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生命的奥秘如此深邃，如此丰富，挑战也如此之大，走在探索路上的人如果不够谨慎，视野不够宽广，对生命本身不够忠实，很容易陷在一条支路当中，不知不觉地让自己的视野越来越狭隘，见解越来越偏颇。

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回到生命本身。

在我看来，前文所述《淮南子》对形、气、神这三个维度彼此之关联的论述，可以说显示了道家思想当中对生命非常理性而平衡的一种认识。

这个认识既适用于肉体疾病和心理疾病的康复和疗愈，也适用于生命的持续成长与发展。

只是很可惜，《淮南子》当中提出来的这个认识并没有被传统的道家修行者所普遍认同并奉行。

他们往往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玄虚，开始忽略肉体的锻炼及其需要，开始追求神秘体验，追求元神出窍，或者转向佛家所追求的涅槃解脱或西方极乐世界。

这其实也难怪这些前辈修行人。

中国文化传统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上，都偏重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而较为忽略对物质世界，包括肉体的关注和研究。

跑步、骑车、游泳、打球等强健肉体的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要归功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过去，中国的公众对这些大众化的体育运动一无所知，在体育锻炼方面没有任何概念。

练武健身只是一小部人的爱好，甚至也不是修道之人有意识的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静修打坐过程中出现的那些神奇的幻境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以为真有个西方极乐世界等着自己，以至于越来越忽略肉体本身的需要。

而当肉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一味静坐养气必然导致阴阳失衡，让身体出现种种偏差。

这种情况下，静坐也不再给人以不断深入的体验。

真气运行法的创立者李少波（1910－2011）到了晚年的时候，不再是靠打坐，而是用所谓捻指通经法来疏通全身经络，恐怕也是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

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没有运动的习惯，还有抽烟喝酒不太节制的问题。

烟酒过度很容易让身体里面毒素太多，气血紊乱。

这种情况下过于关注气机，导致全身起包红肿的可能原因是气机的过猛调动导致身体出现激烈的排毒反应。

念经持咒则相对温和一些，不会过分调动能量进行排毒，但也让身体只是维持在较低平衡状态而已。

这并不表明养气的路子是错的，只是表明他这时候的体质很可能太弱，容易阴阳失调。

在这方面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清末民初杨氏太极名家杨澄甫（1883－1936）。

杨澄甫祖父杨露蝉、伯父杨班侯、父亲杨健侯均为太极名家。杨澄甫自幼随父习武，一直以武为业。

34岁那年他父亲去世时，犹认为他功夫未深，必须勤下苦功才不会让杨氏太极失传。

自此杨澄甫用6年时间在家闭门苦练，功夫大长，据说神奇到身上任何部位都能将人击出，甚至能将两百来斤的壮汉腾空扔出两三丈。

然而杨澄甫仍然在53岁时因全身水肿而病逝。

其原因，据称是杨澄甫练拳期间食量奇大，每餐需高庄馒头三十个（应该是小馒头），猪蹄及家禽各一只。

他成名以后，不再苦练，而食量不减，且喜荤厌素，体重增至288斤。致他于死的水肿病据推测应是长期血脂过高之恶果（参见《杨氏太极两岸一家》，瞿世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太极宗师杨澄甫”一章）。 

在我看来，杨氏太极是太极拳各门派当中或许最接近道家宗旨的一派，从养气进而入到可以技击伤人的内劲。

这样的功夫并非单纯静坐站桩养气而成，而是也需要各种力量训练。

杨澄甫青壮年时练拳需每天抖白腊杆左右各两百遍，在树桩上刷杆需左右各两百遍，站桩要站三炷香，可见其在身体上所下功夫之深。

气为阳，体为阴。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养气的持续深入，离开肉体的练习是不可能的。

但是杨澄甫毕竟总体上是习武之人，不是思想家，也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修道之人。

功夫虽深，却困于武技，心性没有随之转化与提升。

他在肉体和内劲上用力过猛，却并未因此由武入道，进入到对更高生命境界的探索，无法摆脱过度的口腹之欲，以致于英年早逝。

相比较而言，内观与禅修作为偏向佛家的修行路子，在我看来则有过份忽略肉体和能量之嫌，专注于心性意识的发展，追求开悟和解脱。

殊不知心性和意识的发展同样受制于肉体和能量的状态。

若以能量相对于肉体为阳，心性意识相对于能量（即道家所说之“命”）亦为阳，同样适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原理。

离开肉体和能量的转化与更新去追求心性，不可避免会走向谈空论虚，搬弄概念，而与生命本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无益。

固然这些法门对于物欲炽盛，颠倒妄想的人群也不失为一剂不错的解毒剂，能够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欲望执着的无意义，进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和世界，但终究不是中正平衡和生生不息之道。

尤其是在当今二十一世纪，一百余年以前进入中国文化圈的西方学术，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反观自己之传统与文化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西方学术脱胎于人神二分的二元论世界观，不再把重点放在玄虚莫测的精神世界，而是专注于对物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探索，反而因此发展出更加理性务实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这种方法之最为关键者，不是以圣人为标准，而是以普通人的感受和生命体验为标准。

它承认人终极意义上的无知，并认为一切关于生命和世界的观点都应当能够得到其他对这个问题同样有思考和实证的人的检验与测试。

也就是说，它是以常人的情理和生命体验作为检验真伪的标准，而又不把这种标准看成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不断深入的。

这种方法隐含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堪称人类精神史上革命性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它肯定人的生命和生命感。

因为只有肯定人的生命和生命感，我们才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需要得到他人的真实的生命和生命感的检验，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西方学术的这套方法论首先是来自它对于物质世界的研究，并且如此成功，以至于近代以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形式。

但也因此让它越来越沉溺于对物质世界的关注和改造，沉溺于一种对人类之理性的狭隘理解，离真实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越来越远。

然而对此西方卓越的思想家也早已经有所觉察。

这尤其体现在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现代哲学向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主导的后现代哲学转型。

早在二战之前，现象学的奠基者胡塞尔（1859－1938）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科学和学术正面临严重危机，因为它们只关注所谓“事实”，而失去对于生命本身的意义。

现象学因此主张要从各种理论当中解脱出来，回到对生命世界本身的感受和关注。

也就是说，现象学帮助人们重新回到欧洲学术的古典时期，看到欧洲的古代思想家，比如柏拉图的思考的目的正是要解决生命本身的问题，致力于为生命提供一种完整的、普适的哲学，提供一种自由理性的指引。

而当时的欧洲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不再关注生命本身的问题，成了一种与生命无关的“剩余概念”。

现象学因此致力于重续欧洲古典学术的精神，发展新的方法论，一种适用于理解生命世界，而不仅仅是纯粹事实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方法论。

胡塞尔也把哲学家看成是人类的大脑。

他认为哲学家不是为自己思考，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成为人类的大脑，通过自己的思考，让人类对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并确立人性的自治与自由。

可以说，人类致力于理解自己存在的努力还远远没有结束，在我看来也不会有结束之日。

在这方面，已经有无数的古圣先贤，包括佛陀、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等等这些文明的奠基者帮我们开辟了最初的道路，但是最好不要以为他们已经帮我们搞定了一切，我们只要背诵和重复他们的教导就万事大吉。

静修也只是一个假名。

它的目的很务实，很实际，就是帮助人们进行自我疗愈，以自然的，理性的方式摆脱疾病，重建健康与强健的身心，并且让生命能够可持续发展。

为此它首先必需肯定生命，肯定健康的意义，重视具体而实在的生命体验与感受。

其次，它不能仅仅停留于治病，而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生命，能够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生命观与世界观。

只有这样，它才能让疗愈和追求健康的努力在一个更完整的生命图景下得到理解，并且具有可持续性，而不是随着静修的深入，越来越走向虚无和对生命的否定。

为此，它不仅需要借鉴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传统，也需要对哲学和科学开放。

也就是说，一种以肯定生命，以真实的生命感受和体验为前提的方法论是必需的。离开这一点，没有方法论。

从这样的一个方法论出发，与身心健康及其成长有关的所有现代科学成果，包括心理学、意识科学、医学、教育学、营养学，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观点都可以被用来丰富这个体系。

而每个对静修有兴趣，希望在这条道路上不仅疗愈疾病，恢复健康，自助助人的朋友，也同样需要养成一种重视自己的生命体验，重视理性，兼顾身心，开放包容而不偏执教条的修养方法。

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有当它们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真实、健康有活力、有创造力，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对于环境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并且对生命和世界始终满怀兴趣和好奇的、生机勃勃的人，它们才是有意义的。